這本書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如果你想研究日本的民族性格，那么一定繞不開這本書。但是你知道嗎，這本研究日本文化的名著卻是出自一個美國人類學家之手，她的名字叫魯思·本尼迪克特。事實上本尼迪克特并沒有真正到過日本，這本書只是她根據(jù)喬遷美國的日本人以及二戰(zhàn)日本戰(zhàn)俘的觀察來撰寫的，卻因其獨到而敏銳的觀點，至今仍然備受肯定。

其實不論是中國還是日本，作為東亞文化地理圈的成員之一，我們往往能從彼此身上找到似曾相識之處，也往往從中感受到說不清、道不明的距離，通過這樣的人類學通識著作，其實也啟發(fā)了我們要審視自身。

那么作者為什么拿“菊”與“刀”去描述日本呢？他們代表了什么含義？

在日本文化中，“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這兩種充滿強烈對比的兩種事物恰恰反映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也可以說是日本文化的雙重性。

這本《菊與刀》為我們詳細地介紹了這樣的矛盾性和復雜性。它既是力量也是束縛，讓我們能夠更加全面客觀地看待與了解日本人的思想和行為來源，也可以了解到日本民族既有如“菊”般的溫婉謙禮，也有如“刀”般的堅韌鋒利。

當我們深入了解一個民族的過程中，看到了他們歷史與文化的積淀。當我們真正理解他們轉過來再看自己的時候，你才能通過別人的成長審視自己，也讓自己在未來的發(fā)展中多一些客觀的、理性的眼光。

讓我們先講第一個方面：在本尼迪克特眼中，日本文化的雙重性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呢？

二戰(zhàn)時，日本才真正走進了美國人的視野，對于這樣一個充滿著神秘色彩的東方國家，美國人在與他們的交戰(zhàn)中，發(fā)現(xiàn)日本人有許多令人匪夷所思的行為。比如說，美國人向日本投了原子彈。但此時，日本全國上下都奉行不投降主義，軍人們即使被俘，也會選擇自殺。就連日本的鄉(xiāng)間婦孺都依然決心拼死奮戰(zhàn)，哪怕手里只剩下一根竹竿，也要擊退敵人。

可是，就是這也堅決不投降的日本人，卻因為裕仁天皇投降書，就立刻放下了武器，此后，當美國士兵的吉普車在日本鄉(xiāng)間迷路時，日本的退伍士兵，會善意真誠的為他們指路。

站在路邊的婦孺會搖著懷里孩子的小手向他們致意或道別，這可讓美國人大跌眼鏡。一個民族的行為在幾天之內，發(fā)生了前后天壤之別的轉變，但在道德上沒有阻礙，在情感上沒有大波瀾，這顯然違背人了類心理學的一般常識。

你可能覺得，昨天還要拼死一戰(zhàn)，今天就要共筑友誼，還全都不是做戲嗎？不帶虛情假意，全發(fā)自真情實感。這你信嗎？可偏偏日本就是這樣一個民族，讓你不信都不成。

這種矛盾還體現(xiàn)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日本人作戰(zhàn)時極為看重精神的力量，這和他們平時進行的自我修煉有重大關系。

日本人強調精神力量，為了獲得精神力量，他們要去進行刻苦的修煉。日本人甚至把應付考試、準備演講、職業(yè)生涯都和自我修煉聯(lián)系起來，在他們看來，進行內心的自我修煉，對于任何事業(yè)都有極大的好處。

日本社會上有許多教派，他們的行為放在中國都顯得故作神秘，比如說重視冥想、自我催眠、坐禪入定等等，但他們卻把這種訓練的成果看作是神的恩寵。有人甚至走了極端，他們最崇拜的生活狀態(tài)就是“死一樣地活著”，你也許會說這不是行尸走肉嗎？

這些人卻認為這種狀態(tài)擺脫了一切人情世故，反而是最自由暢快。日本人的自我修煉，簡直可以幻化成一門哲學，

二戰(zhàn)中，日本士兵們始終相信死亡就是精神的勝利，而逃兵、投降、戰(zhàn)俘是可恥的。而且，秉持著“精神勝于物質”的信條，他們能忍受持續(xù)不間斷地工作，在大冬天相信能用暖身體操代替被褥和食物、毫不吝嗇地犧牲睡眠用以學習和工作，而不屑于養(yǎng)精蓄銳的說法。

日本敢死隊取名“神風”就是希望像吹散十三世紀蒙古大軍入侵日本的船隊——“神風”一樣保護日本免受攻擊，而神風敢死隊的自殺式襲擊挫傷美軍心防也被日本當作精神壓倒物質的標本來宣傳，當時的日本人甚至相信戰(zhàn)斗中的人的精神可以克服肉體的死亡。

所以戰(zhàn)爭期間日軍并沒有設置完善的醫(yī)療系統(tǒng)甚至連基礎的醫(yī)療供給都忽視了。受傷的士兵成為殘品，每逢撤退時難免被殺。

你可能會說了，這不就是自虐嗎？這樣理解倒也沒錯。這一點可以從日本的書籍，影視中看出來。日本的小說，影視中很少有完美結局的。他更看重的是一種以悲情的結局，讓觀眾哭的死去活來，心里像刀割似的。

對日本人來說，負面情緒不能肆無忌憚地展現(xiàn)出來，但人總要有一個發(fā)泄的出口，能夠排解不良情緒，才能達到內外、正負平衡。因此，日本文化對人的感官享樂十分寬容，認為人的感官沒有罪惡，注重培養(yǎng)感官快樂，體現(xiàn)在保證洗浴、睡覺、吃飯的時間來享受感官快樂。此外，性的享樂、酗酒等縱欲行為也是日本感官情趣的重要體現(xiàn)，而且是公開、合法的，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合理性的快樂，以彌補在報恩、正常生活中被隱藏或放棄的欲望和快樂，所以你會發(fā)現(xiàn)日本人都斯斯文文的，但卻有如此發(fā)達的情色產業(yè)。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呢？讓我們從第二個角度來看看日本。

本尼迪克特發(fā)現(xiàn)，日本人普遍背負著一種“精神包袱”而行事，其來源嚴格的等級制度，獨特的報恩文化以及教育的斷層。它是沉重的，需要背著來生活；同時它也是個充電樁，能夠為日本人補充精神上的能量。

日本是個講究等級的國家,處于最高地位的就是天皇。這種等級限制，使他們深信每個人都需要“各得其所，各安其份”，每個人都應忠誠于自己的上級，在這個社會等級中找到自己適合的位置，這樣世界才會是美好的。每個人生來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責任，按部就班就是最好的歸宿。

在這種底層邏輯下，就能理解日本企業(yè)的終身雇傭制、匠人精神傳統(tǒng)，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軌道上運行。

每個人從小在有形和無形的等級制度的教化下成長，因而變得謙虛，變得知禮節(jié)，實在是制度高壓下人性欲望的一種壓制。但在時間的推移下，一切都會變成理所當然=，甚至是有點圓滑，造就了現(xiàn)代世人眼中日本的崇尚美感、溫和謙讓。

咱們再來說說日本的報恩文化。在看待“恩情”上，對于日本人來說“恩”是債，必須還。所以，這樣的一種思維便存在于整個日本社會中，包括對天皇、對父母、對主子、對老師等等之間的關系都存在著“恩”的元素。

日本人既感激“恩”的存在，但又背負了所有關于“恩”的壓力。我曾想起一部電視劇《闖關東》中的龜田一郎，他被朱開山一家人所拯救，但又不能辜負作為天照大神子孫感情，內心的復雜焦灼，背負所有的行為壓力而最終選擇了自殺，選擇這樣一種極端的方式解決問題。所以“永難報恩與萬一”，讓日本人在人際關系之間找到了溫情，使他們更加互助、有愛，但從另一方面為了報恩而隱藏自我、犧牲自我。所以，在等級制度的影響下，這種報“恩”的思想逐漸轉化為服從，尤其是下級對上級的服從，是“忠”的表達。所以我們回憶二戰(zhàn)時日本戰(zhàn)敗后的情形，當天皇宣布投降的那一刻，全國達到思想上空前統(tǒng)一，這是一種高尚的行為，他們遵從了天皇的決定。

談完“恩”，又不得不談到另外一個面就是報復，這種極強的復仇情緒也貫穿于性格當中。所以，在日本人的眼中，一個有道德的人懂得報恩，但對毀謗和侮辱他的人也有清除污名的義務,采取這樣的報復行為來解決問題，這種復仇是一種道德。

實際上，他們把這種報復的心理轉移在自己的身上，或是一種激勵，或是一種心理蠶食。以至到最后走向一種極端——自殺。在他們的眼中，自殺是洗清他們的名聲，是一種受到敬重、一種榮耀的行為。

在這樣復雜的情緒下，逐漸升級成為一種知恥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日本人將“恥感”升級為精神動力，在他們的眼中，恥并不是一種自信的喪失，反而成為了自身發(fā)展的助推器。

無論最初的明治維新，從封建落后的國家升級為資本主義工業(yè)大國，還是二戰(zhàn)后日本經(jīng)濟的騰飛，都看出它并不想讓世界遺忘這個太平洋的島國。

所以，總結恥感文化，日本人會在乎他人、社會的評價,以受人贊許為榮,以被人排斥為自己的羞恥。極端的自尊心讓他們對外來的嘲笑與批評十分敏感，會想盡辦法為自己正名。

當這種文化觀上升為集體行為，我們就不難理解，戰(zhàn)后日本經(jīng)濟為什么會騰飛，為什么拒絕承認殘暴戰(zhàn)爭行徑與歷史問題。

換個角度看，二戰(zhàn)中日本的種種舉動也很符合恥感文化。日本人認為自己受恩于歷史和社會，天皇的恩典貫穿日本歷史，要保證對天皇的絕對忠誠。有意思的是，督促日本人報恩、保持忠誠的，是根植于他們內心的羞恥感。他們認為接受別人的恩惠是羞恥的，所以要報恩。就像戰(zhàn)時的傷兵，認為別人照顧自己會干擾別人作戰(zhàn)，出于羞恥心會選擇自殺。奮戰(zhàn)到底也決不投降，也是由于成為俘虜是可恥的，所以寧可自殺也不愿意投降茍活。本尼迪克特提出的“對名聲的道義”說法中指出，日本人認為自己有保持自己名聲一塵不染的責任，要消除毀謗和侮辱，有時必須對詆毀自己的人進行報復，也有的時候必須自盡。

日本人受到教育的斷層也是造成他們性格雙重性的原因。日本人的人生曲線呈U字形，嬰兒和老人擁有最大的自由，可以任性行事。幼兒期后，約束性條件會逐漸增加，結婚后個人自由降到最低點，這種最低的自由狀態(tài)會貫穿于人的整個壯年時期，幾十年后逐漸提升，六十歲之后，又可以像幼兒一樣無憂無慮。

日本民眾非常樂意生兒養(yǎng)女，女性對孩子的渴望如同對男人一樣強烈。母親會讓嬰兒一直活躍在人群中，使其很快變得聰明伶俐，教他各種禮貌行為。大人也會經(jīng)常用“危險“”不行“這樣的話來勸誡嬰兒，嘲諷也是日本家庭慣用的教育方式。

此外，年紀稍長的孩子會被要求要呵護弟弟妹妹，孩子們還會被要求必須學會一些必要的身體技能，比如坐姿、睡姿等。隨后，男孩們會逐漸領悟到自重、對社會的情義的意義，女孩所學到的本質與男孩一致，只是細節(jié)有些許差異——她們被教導，凡事男性為先，她們只能居于社會地位的末端。到成長到六七歲，孩子們還會接觸和學習很多責任，比如言行謹慎、心知廉恥等。

在這樣的教育之下，他們的人生觀產生了兩面性，幼年時期的備受嬌寵和后期的各式訓練，使得他們很容易把道德觀念變得極端，總是異常自信與頑固，愿意嘗試一切，勇于挑戰(zhàn)權威，甚至以死諫言。正是這種教育方式的斷層導致了日本人性格中的二元性。

到這里，這本《菊與刀》的重點部分就講完了，我們最后再來總結一下。

兩種充滿強烈對比的兩種事物恰恰反映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也可以說是日本文化的雙重性。日本社會嚴格的等級制度、獨特的報恩文化、教育的斷層是造成了日本人性格雙重性的根本原因。

作者筆下所描述的雖然已經(jīng)是70多年前的日本，但對于我們了解日本社會形成與運行中的一些本質的底層邏輯依舊有非常大的借鑒意義。

在看這本書的過程中，總是能若隱若現(xiàn)地發(fā)現(xiàn)一些中國人的影子，辯證來看，日本某些特質跟中國傳統(tǒng)文化息息相關。比較欣賞日本人對自我修行的追求，正是因為他們對圓熟境界的強烈追求，日本社會才有那么多獨具匠心、鉆研品質的百年老店。倘若國人也有這種覺悟與追求，也許就不會存在那么多的食品安全、藥物安全問題，也許市場上也將涌現(xiàn)更多一心一意做好產品的百年老字號、老品牌了。期待這一天早日到來。

其實每一個民族都有其獨特之處，而我們作為現(xiàn)代人，都應站在歷史的視角、環(huán)境的視角，以及發(fā)展的視角，以包容之心，客觀的立場去尊重每一個民族。

最后我想說我們每一個同學其實都從一本書中看到了“對方”，也看到了“自己”，在“彼此之間”得到了升華，這正是讀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