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復蘇艱難，各國開啟博弈模式。以美國為首的反華力量妄圖把經濟減速危機這股禍水引向東方，引發(fā)國內資本外逃，減緩歐美經濟下行壓力。

商業(yè)社會，難言絕對的正義，只有永恒的利益。利益之爭是恒古不變的國際主題，在經濟周期下行階段，圍繞利益展開的全球博弈更趨混亂和激烈。2016年3月以來，全球對抗性博弈就上演了最新劇目，國際評級機構接連對中國發(fā)難，穆迪和標普斷然下調了中國評級展望，惠譽也對中國主權債務風險和信用違約風險發(fā)出了口頭警告。我們認為，在全球評級普降的背景下，評價國際評級機構的行為需要更嚴謹的專業(yè)分析，而從評級升降比的國際比較和歷史比較看，國際評級機構的確對中國存有偏見，這種偏見正借由各種渠道對中國利益帶來復雜沖擊。

國際評級機構急速下調中國評級，本質上是一個貌似合理公允、實則具有很強針對性的“陽謀”。一方面，以宏觀經濟下行、債務風險高企和不良壓力上升為理由，在全球評級普降的背景下，對中國評級進行一定調整是符合既有規(guī)則的；但另一方面，穆迪和標普對中國持有偏見，這種偏見源于對中國經濟的不了解和對中國模式的固有成見，這顯然是有失偏頗且非理性的。

實際上，中國評級之殤只是全球博弈亂局的最新劇目。雖然和平與發(fā)展是時代主題，但利益之爭是永恒的國際主題。

在繁榮周期，機會廣泛存在，利益蛋糕不斷做大，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是內在協(xié)調的，全球利益博弈偏向合作共贏模式；在危機周期，復蘇格外羸弱，利益蛋糕極度稀缺，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是內生沖突的，全球利益博弈偏向以鄰為壑模式。2012年以來，全球經濟進入弱復蘇“新常態(tài)”，復蘇利益的爭奪漸趨白熱化。

利益是最現實的普世價值，無論主權國家，還是商業(yè)機構或家庭個人，借助可控力量、試圖最大化自身利益是一種本能，利益之爭難言對錯、只有得失，誰在博弈中占據主導優(yōu)勢，誰就能通過亂中有為來獲取更多利益。不管動機如何，國際評級機構針對中國展開行動，其結果都將對全球利益分配帶來深遠影響。

第一，經濟下滑的關注重心將更多集中于中國。國際評級機構對中國的偏見將引發(fā)金融市場對中國經濟和人民幣的更大擔憂，而歐美經濟的相對壓力將有所緩解。

第二，國際資本的全球流動將更有利于歐美發(fā)達國家。評級變化將直接加劇國際資本從中國流向發(fā)達國家，削弱中國經濟的長期資本助力。

第三，中國政策的政策空間將被更多擠壓。不利于中國的評級變化將加大中國經濟穩(wěn)增長和調結構的外部壓力，進而給中國政策搭配帶來更大困難。

第四，國家崛起的長期對抗將更有利于美國。評級變化將給中國參與并引領全球經濟金融治理變革帶來更大挑戰(zhàn)，修昔底德陷阱的長期危險性進一步加大。

那么，中國何以應對？面對國際評級機構的突然發(fā)難，中國需要積極應對、有所作為。

首先，加強信息溝通，提振市場對中國經濟的信心。整個大中華地區(qū)短期內都面臨著極大的短期看空壓力，而這種看空主要源于對信息模糊的恐懼，而非單純的對中國經濟發(fā)展前景不信任。因此，中國需要加強經濟數據披露和政策意圖溝通，增強透明度，引導國際市場明確看到中國經濟微觀崛起、各項改革務實推進的積極一面。

其次，加強政策作為，夯實中國經濟轉型發(fā)展的基礎。經濟周期起伏是正常的，國際市場對中國經濟放緩也有理性預期，畢竟經濟體量不斷膨脹之后，增長率下滑是必然的，而唯有加強政策搭配的有效性，兼顧短期穩(wěn)定與長期發(fā)展，抓住合適時機從細節(jié)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經濟才具有無懼任何評級偏見的底氣。

最后，加強能力建設，提升中國金融在全球治理變革中的地位。全球博弈亂局的形成自有其歷史必然性，能夠亂中有為的前提是要具有主導國際規(guī)則的實力，中國評級之殤從一定程度上看是中國評級機構地位不足、中國參與全球治理能力有限的客觀反映，因此，唯有加強自身能力建設，積極主動參與全球治理變革，將中國業(yè)已具有的強大經濟實力轉化為國際體系中的規(guī)則引導力和秩序影響力，才能在全球博弈亂局中占據有利位置，而不至于受制于人。